1977年8月，當?shù)弥獓�家將恢復高考的消息，說實話，我并不像別人那樣歡呼雀躍，欣喜若狂。我心中疑惑：這高考真的憑分數(shù)錄��？而且，我心中還很自卑：像我這種出身不好，有海外關系，父母親政治問題還未平反，有先天嚴重“政治缺陷”的人也有資格參加高考嗎？后來得知這次高考錄取以分數(shù)為主，講成分但“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xiàn)”，凡符合年齡的知青，都可先報考，后政審。雖然我還在猶豫，但似乎有希望。于是我交了五角錢報名費，加入到570萬報考大軍中，參加了激烈角逐。

　　離高考只有一個月，補習數(shù)理化肯定來不及準備了。所以我選擇了文科，不過當時滿腦子都是大批判文章。當時的文章模式是這樣的：開頭要用毛主席語錄戴帽子，中間用國際形勢、國內(nèi)形勢擺場子，再用批判林彪、四人幫、蘇修美帝做例子，結尾要用革命口號做靴子�！拔母铩睍r期的“兩報一刊”及“梁效”的文章都是這種風格。顯然，這一套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我下狠功夫補課，惡補歷史、文學、地理知識……終于，我搭上了恢復高考的第一班車。

　　我要永遠感謝高考。在我看來，1977年恢復高考，遠遠不只是高等教育某種形式的轉變，它體現(xiàn)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念。它是對教育秩序撥亂反正，對社會公平公正秩序的重建，高考制度體現(xiàn)了起碼的公平。它更深遠的價值在于，以一種嚴謹規(guī)范的制度形式和手段，確保了人才選拔的可信度，并為我國國民素質和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從機制上提供了堅強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