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欣賞：錢理群致余杰的一封信

　　錢理群教授是我十分欣賞和敬重的一位知識分子，有著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優(yōu)良品德，治學嚴謹，為人真誠，富有很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余杰：

　　你好！最近，讀了你同時發(fā)表在好幾個地方的《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么，我們承提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有些不安。那天我已當面說了這個意思，因為旁邊有人，不便詳說。后又想，口說可能講不清楚，還是用筆寫吧，于是就有了這封信。

　　我能夠理解你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弱點的不滿與批判，實際上我自己近年來也一直在作這方面的反省，而且這樣的反省與批判還應該繼續(xù)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能產(chǎn)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在我看來，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觀點，就存在著這樣的危險。這就是我感到不安，并急于與你討論的原因。我想分幾點來說。

　　第一，你在文章點引用了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與哈維爾的話，強調“在整體性的罪惡中，知識分子罪不可赦”。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強調紅衛(wèi)兵、知青都應該進行自我“懺悔”，這好像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輿論，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對前一時期的一些知青、紅衛(wèi)兵的自我吹噓，以及一些知識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種反駁。但是，我們卻沒有必要為了批評一種傾向就非得走向另一個極端。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或者說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我們的特殊“語境”是不可忽視的：在雅斯貝爾的德國，對法西斯的極權主義的體制是進行了徹底的清算的，有關的罪犯受到了法律的懲罰；而哈維爾的司番話，如你在文章中所說，是發(fā)表在“‘天鵝絨革命’成功以后”；而我們這里，是連基本的罪責都沒有、也不許分清，更不用說法律的追究與體制的清算了。正因為如此，當有人號召進行“全民懺悔”時，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曾十分激動地質問：“應該對罪惡的歷史負責的還沒有承擔罪責，為什么要我們懺悔？”他當然不是拒絕自

　　我反省，而是強調首先要分清極權體制下的統(tǒng)治者、壓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檢討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的參與而應負的責任。應該說，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責任，如果因為強調“罪責是全民的”而有意無意地抹殺這二者的界限，那將是危險的。除些之外，還應該劃清“奴隸”與“奴才”的界限。這個問題是魯迅提出的，可是人們卻不加注意。身為奴隸而不知反抗，自然是應該反省的，所以才有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這與奴才的賣身投靠，自覺充當幫兇還是有區(qū)別的。當然，奴隸身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隸是有可能發(fā)展為奴才的，但兩者的界限卻又是存在的，不可因不滿奴隸的不覺悟而抹殺他們與奴才的界限。在我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真正的奴才還是少數(shù)。因此，籠統(tǒng)地說“在整體性的罪惡中，知識分子罪不可赦”，既可能混淆壓迫者與受害者的界限，也會抹殺奴隸與奴才的界限。尤其在極權體制與這種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主要維護者未受到徹底批判，而且正在壓制這方面的任何批判的中國語境下，把主要批判鋒芒指向知識分子、知青、紅衛(wèi)兵，過分地追究他們的歷史責任，單方面要求他們“懺悔”，那就可能放過真正的“元兇”，走到了原初愿望的反面。魯迅早就提醒人們注意，以為“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卸責于清流或輿論”，這是“古已有之”的老調子──這傳統(tǒng)，我們是萬萬不能繼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