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式的深情離騷式的表述——《記念劉和珍君》藝術(shù)特點

　　在我的感覺中，魯迅先生的《記念劉和珍君》真是一篇至文。在同是紀念進步青年或革命者這一點上，我以為它的藝術(shù)成就遠遠超出了后來所寫的《為了忘卻的記念》。

　　本文不打算搞對比分析，只想就《記念劉和珍君》作些藝術(shù)上的探究；但我又以為這些探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該文所獨有或比較突出的。我想在藝術(shù)上有以下三點頗值得深究：

　　一、在創(chuàng)作原動上，他善于攝取“現(xiàn)代社會的魂靈”，他深感世態(tài)炎涼，窺熟于“世人的真面目”，尤其對那“寧蜷伏墮落而惡進攻”的國民精神深感憤怒。（人教社教參）他的寫作就是以所謂世態(tài)人情為著眼點來看取社會與人生，攝取其“魂靈”給人以驚心動魄的警示。作者是浸潤于中西文明的知識種子，他深感時代進步對于中國社會特殊的作用；在文明與野蠻的殘酷較量中，他尤感文明的無力和孱弱，而野蠻是多么的兇殘與下劣，特別是那些自甘墮落、為虎作倀的陰暗“動物”們的所作所為！他除了用筆于“始終微笑著”、“從容轉(zhuǎn)輾”“干練堅決”的劉和珍與楊德群們，展示中國女性的勇毅和溫和，“雖壓抑至數(shù)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的形象；還著眼于罪惡的段政府，下劣的無恥文人，以及那些庸人與“閑人”，文中雖沒有勾畫他們的“尊容”，但強烈的比照與暗示使那些在陰暗潮濕里的陰暗物們顯得多么的丑陋！這種比照與暗示極具有戰(zhàn)斗性與鼓動性，可以說這是該文不同于一般悼文的地方。

　　二、在創(chuàng)作的立場與原則上，有一點通常被人忽視了，就是那個在《故鄉(xiāng)》中就已經(jīng)顯露的人道主義思想和現(xiàn)實主義的懷抱與民族之愛。我們知道作者有生計流離之憂，但他又有著中國歷代正直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可貴品質(zhì)，尤其是杜甫以來的關(guān)懷政治現(xiàn)實與民族前途的人們身上所具有的。在意識的層面上，“我”更多的是傳達出一種“嘆息腸內(nèi)熱”的文化—政治情緒，因而讀來頗能撼動人心。作者為何對“三·一八”慘案如此地表示出自己極大的憤慨呢？這不外于戮殺烈士或青年使他感到極點的悲憤。“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消亡。”他仍然是從進化論的角度，堅信未來必勝于現(xiàn)在，而青年代表未來，知識就是文明與未來的標記。他將議論提高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足以見出他的制高的峻拔與渾厚，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民族生存與發(fā)展的強烈的期待。而這些都厚寄于傳承文明與進步知識的人們身上。他對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與道義感的苛求程度是如此的強烈！因此，正如到見一枚硬幣的另一面，我們對作者為什么尤痛斥無恥文人的陰險論調(diào)就不難理解了。

　　三、應(yīng)當說，在本文中，魯迅的思想情感是深刻而復雜的。魯迅從不掩蓋自己思想的復雜性，他長于解剖自己，甚至于無情，其精神尤感人與可貴。他一再強調(diào)“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卻又感覺到“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嗚呼，我說不出話，……”他想說的，有必要說的太多，但現(xiàn)實的黑暗又使他出離地憤怒。劉和珍是他的學生，是他的學識熱烈的求知者，他回憶起當初訂閱《莽原》的情形，從這一點感覺有些寫作的必要，“但我現(xiàn)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yīng)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而不僅僅是這一點點的所謂的感激。他說，她不是“茍活到現(xiàn)在的我”的學生，而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但他又說，“造化常常為庸人設(shè)計，以時間的流逝，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說到這次慘案所引起的反響和意義時，他沉痛地說：“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么的……至于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然而在文章的結(jié)尾，他又說：“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對于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茍活在淡紅的血色中，又會依稀地看見微茫的希望……”這些幾乎矛盾的語言，并非是作者邏輯上的失誤，而是充分地表達出了作者的無言的苦痛、憤怒、悲哀與告祭的心情。同時在措辭閃爍與詞鋒隱顯之中，又分明地讓人感受到社會與生存環(huán)境的兇殘所達到的非人間的程度。應(yīng)當說，作者還有許多想表達的，要表達的，但他徘徊于“兩間”，糾纏于生死，沉耽于過去、現(xiàn)在與將來，而他思緒紛亂，也實在不能完全地沉靜于他的心去作冷靜的理性思索，于是他只好將這些“奉獻于逝者的靈前”，奉獻給廣大的讀者。我們看到的是一顆被各種外力作用而已破碎的心靈！總之，是這樣，還有什么其他的言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