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科目都納入高考就解決問題了？

　　事實上，有無徹底取消文理分科的政策，對高一學生也有“隱形”影響。

　　濱州市一位中學化學教師告訴記者，這種“隱形”主要表現在，高一每有考試，班主任老師都和學生討論其優(yōu)勢學科和弱勢學科，這就會加重高一學生“我遲早還要分科的印象”。“如果你數學或物理實在太差，有的老師不會和你說趕緊努力學，而會整天嘮叨趕緊把文科好好學學吧。”這位老師說。

　　于是，有人把這種現象和高二文理不分科走樣歸結于“考試指揮棒”——考試不考，就不學；考試考，就學。

　　濱州市博興縣兩位不愿具名的教師告訴記者，在2009年前后的一次學業(yè)水平測試，即人們平時所說的會考中，鄰縣有一群替考的學生被攆了出來，還有一年，有學生頭一天晚上就收到選擇題答案。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其中一位老師告訴記者，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會考是本縣老師監(jiān)考，高考是本市各縣互換監(jiān)考老師。

　　如今，隨著三中全會《決定》明確“基于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改革方向，這一問題似乎迎刃而解——學業(yè)水平測試將會越來越嚴，甚至嚴到高考的程度。

　　相應地，將高中九門文化科目都納入高考，可能會有同樣的效果：不管是文科生還是理科生都會認真學習全科。當前，不少專家也按照這一邏輯來預測未來的教育政策：2014年秋季入學的高一新生就可以執(zhí)行文理不分科的教學方式，2017年高考有望執(zhí)行文理不分科。

　　在關于取消文理分科的討論中，人們是擔心的一點是加重學生負擔，趙增剛卻告訴記者，在“落實規(guī)范”的山東，“考全科學生負擔會重是偽命題”。

　　他的思路是：如果你的孩子學，我的孩子也學，那壓力都很大；如果你的孩子學，我的孩子不學，就不是壓力大不大的問題，而是公不公平的問題；但如果你的孩子不學，或少學一點，我的孩子不學或少學一點，大家壓力都小，這才是最佳的解決方案，而山東“落實規(guī)范”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就起到第三種“不學或少學”的“警戒線”作用——“拉著學生往后站，到點了，別學了，睡覺吧。”

　　趙增剛自己的孩子今年上了高一，他一個明顯的感受是，“與頭幾年自己教的學生相比，孩子要輕松一些，也有更多的時間去上興趣課。”

　　因此他認為，壓力大不大，不能單看是不是必修的科目多，而要看必修科目的課時、內容和難度是不是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遺憾的是，山東雖有了配套的政策，卻依然沒能啃下高三這塊最硬的骨頭。這一點，需要下一步政策的制定者重點考慮。

　　取消文理分科的初衷，并非是讓孩子機械地學習所有的科目，而是綜合發(fā)展，讓學生不帶功利目的地多涉獵一些知識，從中再自主選擇個人的興趣進行學習。

　　“你說理科生沒有文學素養(yǎng)，那文科生就有文學素養(yǎng)了？”趙增剛說，他教過的一些文科學生畢業(yè)后去到大城市，連地圖都不會看，“還有當年地理不錯的學生。”

　　記者去昌樂二中采訪時，恰逢成群結隊的外地教師來這所山東省重點中學觀摩“研究性學習的做法”。但該校一位不愿具名的語文老師告訴記者，“我每天都發(fā)愁，考到大學里的學生發(fā)郵件讓我?guī)退麄兏奈臋n，都大學生了但錯誤依然不少。”

　　這正是趙增剛困惑的：即便實現了全科高考，學生就能都同時具備科學和人文素質了嗎？

　　山東改得了高考，改不了高校招生

　　更為重要的是，將9門科目都納入高考，在目前的高校招生制度下，可能會出現新的“教育不公平”。

　　“我們的孩子沒人要了怎么辦！”山東省教育廳那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告訴記者，他們曾經也想嘗試全科高考，但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年頭，原因并非如社會上傳言所說“頂不住家長和學生說學業(yè)負擔重的壓力”。

　　他舉例說明，學生甲和學生乙的高考總分均是600分，其中甲的物理和歷史分別是100分和40分，乙的物理和歷史則是40分和100名，兩人報考的學校是同一所高校，在專業(yè)調配和志愿選擇時，一旦該校物理系招收了甲，而不愿意要乙，該校又正好沒有合適乙的文科專業(yè)——事實上，乙就是沖著該校的名氣去的，至于專業(yè)則無所謂——這時乙該怎么辦？

　　如果高校“委屈”地將乙招進物理系，那對另一個總分只有580分，但物理卻考了100分的學生丙來說，又是否意味著不公平呢？

　　這也正是當下一些專家所說的，取消文理分科，其改革核心在招考分離。

　　“山東改得了高考，改不了高校招生，我們有勇氣動真格，但對不住孩子，家長也不愿意。”這位官員說。

　　他說，如果真像一些專家所言，2017年高考就執(zhí)行文理不分科，僅僅3年的時間，一個既有區(qū)分度又有信度的高校招生導向體系就能搭起來嗎？

　　記者在基層中學采訪時還聽到針對招考分離的另一種說法。

　　除了“看得到的公平”外，濱州市博興縣博興二中語文教師劉洪峰還憂慮著一個“看不見的公平”——“即便將來高校有了很公正的招生機制，但每個高校都愿意要綜合素質高的學生，那么我們縣城里的農村學生，就非常吃虧！”

　　最后劉洪峰說了這樣一段話：盡管我是典型的文理分科受害者，但我更知道我是高考受益者。沒有高考我就還在種地。如果取消文理分科，招生不利于農村學子了，我寧愿選擇走高考，走分數，讓孩子苦點累點算啥！

　　這種聲音或許有點“不合時宜”，但也需要決策部門在制訂高考改革的具體方案時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