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教師要到一線搞教學工作

　　協調這門課并不容易。幾位院士和教授，分屬不同學院，且常有外單位院士加入，實際授課院士往往不止6位。聽課學生多達上千名，需要分成好幾撥兒。

　　龔健雅院士記得，武測與武大合校后，這門課受到很大沖擊。武大有些領導不理解，“為什么要花這么大力氣做這個事？”但寧津生很堅持，他一定要把這門課繼續(xù)開下去。

　　“我們這6個院士，之所以對教學這么熱愛，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師的影響。”寧津生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給新生上課，他有時會特意留出一頁PPT，放上夏堅白、王之卓、葉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很多新生對這些名字并不熟悉。盡管他們創(chuàng)立了武測，后輩的研究成果飛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達了南極，但與他們的故事，卻逐漸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1955年年初，身為同濟大學副校長的夏堅白，呼吁創(chuàng)建中國第一所民用測繪高等學校。

　　一年多后，武漢測量制圖學院成立，同濟大學等5所高校測繪師生隨遷至武昌。剛從同濟大學測量系本科畢業(yè)的寧津生，被分配至這所學校擔任助教。24歲的他跨入校門時“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著去生產一線，“做一些實際的工作”。

　　這座新成立的大學，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涼的墳塋，經過400多天的晝夜奮戰(zhàn)，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終于冒出了幾棟紅磚小樓。

　　在這片簡陋的校園里，寧津生徹底改變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測繪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們，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個多世紀后，回憶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這所新學校擁有5位一級教授，數量在整個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著名大學校長：夏堅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濟大學校長，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學代理校長，陳永齡曾任華南工學院副院長。另一位一級教授葉雪安，曾是中國第一個測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際，他帶著同濟測量系師生，拖著笨重的儀器，一路逃難一路講課。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中，教授們努力保住一塊教學的講臺。首任院長夏堅白極力主張“最好的教師要到一線搞教學工作”，在他的倡導下，所有一級教授都親自給新生上課，包括他自己。

　　教授之間相互聽課評價，這是建校時便創(chuàng)立的制度。夏堅白常穿著膠底鞋，悄悄出現在教室中。

　　教師上臺講課，被視為一件頗為神圣的事。在開學前，王之卓總會將一學期的課程全部備完，寫好講課筆記。講課前一周，再修改補充，考慮教學方法。到了課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講內容全部仔細備一遍。他的講課筆記由于多次補充，寫得很亂，別人看不懂。

　　作為剛畢業(yè)的年輕教師，寧津生必須先從助教干起，除了為講課教授畫掛圖、批作業(yè)、給學生答疑外，他還得像學生一樣老老實實坐在教室里，聽教授們上課，學習怎么教書。3年后，他才有資格登上講臺。

　　寧津生記得，那時老師和學生的關系很近。每個星期，老師會到學生宿舍答疑，因為學生多，“往往一兩個小時的課程，答疑時間就有六七個小時”。野外實習時，師生更是形影不離，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課”上的多位院士，都在這個時期考入這所大學。和現在的大多學生一樣，測繪并非他們的第一志愿。

　　測繪界唯一一位兩院院士李德仁回憶，他當時也有很大的專業(yè)情緒。這位尖子生原本報考的是北大數學物理系，“想搞火箭”。沒想到，教育部為了照顧這所新大學，將他錄取至武測航空攝影測量系。聽了夏堅白院長的新生訓話，以及系主任王之卓的講課，他才逐漸喜歡上這個專業(yè)，“發(fā)現也需要學好數學和物理”。

　　他喜歡琢磨問題。對一位蘇聯專家撰寫的教材產生質疑后，他寫成論文遞到已是中科院學部委員的王之卓手中。沒過幾天，王先生將李德仁約至家中，兩人坐在書房里，久久地討論，直至天色已晚。之后，李德仁成了王先生家的�？汀Ｕ�值困難時期，老先生家每每分到東湖魚、梁子湖螃蟹之類的好東西，總會叫上學生一起享用。

　　原本想學生物、打算回去復讀的劉經南，在入校后也慢慢對專業(yè)來了興趣。上葉雪安講授的大地測量學時，他發(fā)現課本中一個定理的推導過程“不嚴謹”，它借助了圖形思維，而不是“完美純粹的數學思維”。劉經南一頭扎進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資料中，自學了理科的微分幾何、復變函數和矢量代數，他下定決心，“一定要用純理性、抽象的思維推出來”。

　　過了一個學期，在宿舍樓的答疑室里，劉經南將好幾頁的推導紙遞給葉雪安。這位60多歲的老先生，叼著煙，仔細看了劉經南的推導，高興地說：“你這倒是個嚴謹的方法，我們都要借助于所謂的微分線段，你這個完全不借助圖形，從理論到理論。你這個小子不錯。”

　　劉經南很受鼓舞。他問：“這個可以發(fā)表嗎？”葉雪安悠悠地點了點頭。

　　沒想到，文章沒能發(fā)表。“文革”很快襲來。被抄家后，葉雪安因不堪凌辱，在浴室中服毒自殺。武大圖書館中幾本發(fā)黃的教材，是他留下的不多的痕跡。

5年前，寧津生80歲壽辰時，6位院士合影，左起張祖勛、劉經南、寧津生、李德仁、陳俊勇、龔健雅。

　　夾著煙紙的碎紙片，變成了60萬字的教材

　　1968年冬天，包括劉經南在內的高年級學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很多人流著淚燒掉專業(yè)書，王之卓卻給大家打氣：“哪怕將來我們去賣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帶上書。”

　　學生走遠了，他和夏堅白仍在揮手：“不要丟了專業(yè)，不要丟了外語！” 不出兩年，武測被撤銷，軍隊接管了校園。

　　1972年春，政治環(huán)境略有改善，夏堅白找來武測一位前同事，共同擬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議書，懇請“恢復武漢測繪學院、測繪科學研究所、國家測繪總局”。聽說一位前同事打算調去地震隊，夏堅白拉著他的手說，“葉先生（指葉雪安——記者注）死了，搞大地測量的人不多�。∧悴灰���，武測會恢復的，是需要你們的。”

　　1973年3月，周總理終于作出批示恢復這所學校，夏堅白聞訊后熱淚盈眶。但他再也沒能踏上講臺。

　　在師生流散的歲月里，他曾將幾位原武測教師組織起來，成立了“業(yè)余測繪科學研究小組”，匿名翻譯了兩本外國學術著作。寧津生冒險加入了小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編寫教材。文革結束后，他掏出一個舊報紙裹著的小包，里面是一疊各種顏色的紙張，夾著游泳牌和飛馬牌香煙的煙紙。這些寫滿公式和符號的碎紙片，變成了60萬字的《攝影測量原理》。

　　早在留學德國時，夏堅白、王之卓及陳永齡就約定：回國后要合力編寫教材，“一同做一番事業(yè)”。他們是中國最早的測繪學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輾轉英德留學。學成回國后，被稱“測繪三杰”的他們，在戰(zhàn)火紛飛中靠著書信，合作編出了中國第一套大學測繪教材。

　　寧津生和幾位院士接過了老師的事業(yè)。每隔一段時間，他們便聚在一起，商討教材的修訂。20年間，《測繪學概論》再版了3次，變成了150多所高校的專業(yè)基礎課本。

王之卓（中）、李德仁（左）、龔健雅師生三代院士合影。

　　這樣下去，大學里就出不了大師了

　　在給新生的課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導師王之卓。

　　這位學部委員曾親自為李德仁改論文、排章節(jié)，將他的論文推薦發(fā)表，而且從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學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錄取。文革結束后，王之卓立即將這位學生召喚回校，為他舉行專門考試。干過建筑工，種過水稻，扎過鋼筋的李德仁，終于在39歲回到書堆中。

　　靠著老師坐公交去郵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薦信，李德仁飛向了更遠的學術世界。在德國斯圖加特大學，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學位。324頁的博士論文，取得該校歷史最高成績，評委評價“它解決了一個百年難題”。

　　有不少外國研究機構挽留他。妻子給“老大不小”的他寄來書信：幾十年來你一直在學習，一直在花國家的錢，你還不如一頭牛呢，到現在都沒擠出一點奶來，現在到了該回國“擠奶”的時候了。

　　幾乎沒有任何猶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師曾站過的講臺上。

　　和導師一樣，李德仁一心撲在教學上。他一口氣給本科生開了3門課，給研究生開了一門課，還編出3本教材。

　　但變化也在一點點發(fā)生。評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著研究經費翻了又翻，原來是幾萬元，后來小數點往后挪了幾位，漲到幾千萬元。他越來越忙，各種會議、出差，將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風。

　　當了武測校長后，他離講臺更遠了。一位本科生畢業(yè)后去了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寫信給李德仁的夫人說，從沒聽過李院士的課，深感遺憾。李德仁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接過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親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學生所在單位，給所有員工講了一堂課。

　　劉經南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時，每晚仍堅持去實驗室。很多人摸清這個規(guī)律后，在門口排著長隊等他。能留給學生的時間少之又少。

　　寧津生認為，校長沒空上課可以理解，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教學，而是“把握方向、服務教師”，歸根結底是提高教學質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長，現在甚至連很多最普通的教師，都很難把教學放在首位。決定他們晉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課，而是一堆堆的論文、表格和項目。

　　“這個評價體系很糟糕，會把高校的教學拖垮。這樣下去，大學里就出不了大師了。”這位老校長提高音量說。他懷念起剛進大學的日子，那時所有新教師從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許多大學，博士后進大學直接就是副教授。

　　師生之間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學城參觀時，劉經南感觸很深。那些大學都在郊區(qū)，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氣，但一到晚上，就變成了死城，“看不見一個人”。老師都回到城內，學生窩在宿舍里玩游戲。

　　“感覺老師和學生脫節(jié)了，學生變得很孤獨、很內向。”劉經南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感慨。

　　這些變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課”的誕生。幾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講臺。

2017年10月12日，寧津生給大一新生講授《測繪學概論》第一講。

　　向科學進軍喊口號是無濟于事的

　　20年來，這門課更新的速度很快。講地理信息系統時，龔健雅以前常講“單機的、局域網的系統”。而現在，課件上的內容早變成了“廣域網的、手機的系統”。

　　與課程的發(fā)展同步，中國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李德仁記得，剛回國時，45歲的他腦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把‘文革’丟掉的時間補回來？”當時在武測，除了上課，每個學者都在“玩兒了命地做科研”，半夜翻墻上機是常事。

　　如今，科學界早已翻過新篇，到處都在談論“創(chuàng)新”，談論“國際一流”。但到了新時代，寧津生卻不鼓勵學生“動輒提創(chuàng)新”。“搞兩三年就讓你們創(chuàng)新，創(chuàng)國際一流，不現實。還是要踏實一點。”他常對學生說，“從0到1的創(chuàng)新很難，你們作為學生，可以多嘗試從1到1.5的創(chuàng)新。”

　　劉經南的教學風格不同。這位“喜歡挑戰(zhàn)”的科學家，思維發(fā)散開闊，他常在課上坦言自己的“諾獎情結”。第一次見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氣勢震住了。導師坐在桌子對面，語氣很平常，但決心毋庸置疑：“你們要做，就做到國內第一、世界第一。”

　　李德仁則認為，創(chuàng)新源自學科交叉。這一看法，與他的導師一脈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邊際效應觀點”：“不同學科交叉所產生的效應，正如大陸與海洋的交接邊緣，一定是生產力最為活躍的地區(qū)一樣。”

　　不過，不管如何創(chuàng)新，幾位院士都認為，做科研必須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測院刊創(chuàng)刊號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學進軍喊口號是無濟于事的，這是一個較長期而艱苦的工作。”

　　寧津生一輩子專注于研究地球重力場。為了做一個課題，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開了130321個公式。學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時間，將大地水準面的精度提高到厘米級。46歲時，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最年輕的院士。

　　從中學時代起，劉經南就在琢磨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得諾貝爾獎？”大學時他想到，如果能計算出宇宙膨脹的加速度，離那塊金燦燦的獎牌肯定不遠了。當了博導后，一個“性格有些堅毅”、來自農村的陜西男生接受了這個挑戰(zhàn)。劉經南激勵他，“得諾貝爾獎不是這么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來，但你可以讓你的學生繼續(xù)搞，徒子徒孫都可以做下去！”

　　好幾年時間里，這個學生一直在埋頭編軟件，一頁一頁地啃英語論文。交流科研進展時，劉經南發(fā)現，他抱著一個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漢語翻譯。

　　沒過幾年，3位美國教授宣布，測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脹，這個力來自暗能量。2011年，這一發(fā)現獲了諾獎。

　　在給新生的課堂上，劉經南講到了這個故事，多位學生對此印象深刻。雖然與諾獎無緣，但這個“傻得可愛”的陜西男生，后來將同樣的理論方法，用到了嫦娥號的數據處理上。

　　在這門課上，劉經南好幾次預測與測繪相關的諾獎。3年前，他正坐在汽車里，一個學生興奮地打來電話，“你講的生物導航系統真的得獎了！”

　　20年來，幾位院士努力在學生心中撒下一種渴望，那就是對科學高峰的向往。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斷提醒著，這種渴望不能被扭曲、被異化。這一教誨同樣來自老前輩們。

　　王之卓極力反對過分溢美之詞。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他閱稿時總要劃去，附上紙條，“請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

　　龔健雅曾將自己的一個數據結構命名為“perfect data structure（完美數據結構）”。王之卓看過論文后嚴肅批評道，“你不能自封為‘完美的’。”龔健雅解釋，他想表達的意思是“完整的”。老先生皺了皺眉說，還是不行。

　　指導博士生李彬時，寧津生也有著相同的態(tài)度。一次，這位學生打算用“前沿、首次”幾個詞介紹自己的最新算法，寧津生果斷否定。他送了一幅毛筆字給李彬，上面寫著四個遒勁有力的大字：嚴謹求實。

2017年10月12日，講課完畢后，寧津生給同學們簽名。

　　要是因為退休，斷了這門課很可惜

　　沒成為寧津生的學生之前，李彬覺得寧津生就像“遙遠的一顆星”。在一個高端學術交流會上，李彬遠遠望見這位院士、前校長坐在主席臺的正中央。

　　成了他的博士生后，兩人經常隔著一張小桌子，從科研聊到細碎的日常生活。每次離開老師家的小客廳，李彬包里總會被師母塞得滿滿當當，里面有豇豆、花生米、辣椒醬等各色“寶貝”。這位博士結婚時，寧津生穿著襯衫西褲出現了，做了他的主婚人。

　　還沒等他畢業(yè)，老師突然“老了”。他的腰折了下去，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軟。來參加李彬的論文答辯時，老人在秘書的攙扶下走來。在場的評委都勸寧津生回去等消息，但他堅持聽完3個多小時的答辯。

　　給本科生講課時，寧津生也很難再站著上課。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院士不得不“服老”，上課時坐在一把灰黃的舊椅子上。

　　但他們仍在為這門課忙碌著。教材的第4版正在修訂之中；同樣的概論課移植到了同濟大學；最近，給研究生開一門類似的概論課，又被列入計劃之中。

　　不久前，中國工程院領導來到武漢大學，征求院士們對70歲退休制度的意見。寧津生在會上平靜地說，他對退休沒有意見，只有一件事，還望商榷。

　　這位老科學家頓了頓說，他想繼續(xù)給大學新生上課。“我們6個院士有5個過了70歲，要是因為退休，斷了這門課很可惜。”

　　正如當年老教授用精彩的講課留住了他們，這幾位院士也留住了許多年輕的學生。寧津生記得，開了這門課后，轉專業(yè)的學生少了很多。到了第三年，頭一遭有外專業(yè)的轉進來。

　　在和時間的角力中，幾位院士最關心的是人才的接力。

　　在李德仁眼中，導師王之卓是個真正的“教育家”。這位院士培養(yǎng)出了3位院士，除了講授《測繪學概論》的李德仁和張祖勛，還有被媒體稱為“高鐵院士”的劉先林。

　　劉先林是李德仁的同班同學。最近他突然在網上“火了”，一張照片廣為流傳：一個光腳穿著舊皮鞋的干瘦老頭，埋頭在高鐵二等座上修改演講稿。在測繪界同仁眼中，劉先林“不修邊幅、不善言辭”，但他是個“奇才”，一個人鼓搗出了5種航測儀器，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李德仁很欽佩這位同門兄弟，但他還是向劉先林提議，要培養(yǎng)年輕人。“老劉，你這個老牛能活多少年？你劉先林死了以后，劉先林的東西沒有了，你不是成功的。”

　　劉先林有些觸動，點了點頭。

　　同幾位老先生一樣，6位院士都將學生視為自己的最大成就。寧津生和李德仁門下，各出了一位院士。如今，他們也踏上了接力之路，踏上了這門課的講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