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階級原則

　　簡言之，也就是階級分析的原則。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分析的原則，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是毫無疑義的。即使是現在，也應該運用這個有效的原則。當前，不是運用不運用的問題，而是如何運用的問題。

　　在階級社會中，我們當然要站在被剝削階級一方，謳歌他們反抗壓迫、反抗剝削的英雄行為。但是，這種謳歌，不應該是教條的、僵化的，而應該是辯正的，唯物的。不能無原則地美化，無限制地拔高。如對農民起義的研究就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常常不自覺地美化或拔高農民起義。在太平天國起義的研究中就存在這種現象。太平天國是完全應該肯定的。但是，對它的研究存在過分美化的傾向。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現在，就應該恢復太平天國的本來面目。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把豐富多彩的歷史簡化為農民起義斗爭史或儒法斗爭史，就是階級分析原則的教條僵化運用的極端典型。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面，則是對剝削階級的全盤否定，否定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為。他們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藝術的所有作為，都一概予以否定，其實就是徹頭徹尾的民族虛無主義。這種錯誤的理念就導致了歷史的虛無主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錯誤的觀點發(fā)展到極端，中華民族的輝煌燦爛的歷史已不復存在，被四人幫否定得所剩無幾。在他們看來，是紅洞縣里沒好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應一律打倒，再踏上一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好端端的五千年的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在這種極左的所謂階級分析觀點的糟蹋下，竟然被涂抹得漆黑一團。那時，關于中國的歷史，學者寫什么呢，教師講什么呢，學生學什么呢？都只能望天興嘆，一片茫然。

　　第二，歷史原則

　　這是一個不可或缺而又經常被亂用的原則。歷史原則，就是要用彼時彼地的眼光去看待和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不能超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我們不能對他們提出過高的要求。這里有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歷史人物現代化，賦予他們很多現代色彩。農民起義領袖，則被美化為高、大、全式的無甚瑕疵的英雄�，F在，銀幕上的帝王，則被過度美化了。另一種是把歷史人物妖魔化，文革中間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一律視為歷史垃圾，統統加以擯棄。這兩種傾向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大節(jié)原則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歷史上的偉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偉人往往不是圣人。偉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樂。因此，偉人也必然有失誤，也必然有錯誤。這些，有的是有意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們歷史學者看待歷史人物，應該看他們的大節(jié)，看他們對歷史的貢獻。如秦始皇，我們看他，主要是看他對統一中國所做出的貢獻。他的所作所為促進了歷史的發(fā)展。但是，他的焚書坑儒，無論如何是不能肯定的。我們既不能因為他大搞焚書坑儒，而否定他的歷史貢獻；也不能因為他的歷史貢獻，而美化焚書坑儒。

　　難道有什么歷史著作美化焚書坑儒嗎？有的。手頭有一部歷史著作就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打擊了復古思潮，維護了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焚書’，并沒有把所有的書都燒光了，國家圖書館之書、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均未燒；‘坑儒’，也并未坑殺所有的儒生，朝中仍有著名的儒生伏生、叔孫通仍受重用。這是什么話？在這樣一部煌煌巨著中，居然說焚書坑儒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而且還說，‘焚書’，并沒有把所有的書都燒光了，‘坑儒’，也并未坑殺所有的儒生。怎么？還嫌秦始皇燒、殺得不夠勁嗎？我們的歷史學者，居然為秦始皇的封建文化專制的殘酷手段尋找理論根據，把議論時政的儒生一律打成復古派，然后就說殺他們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我真是不知道說什么好。人家殺你，你還為人家叫好。當然，這部著作出版于1979年，文化大革命剛過不久，內容上不免摻有時代的印記。該書的作者都是我素來景仰的學有造詣的名家，現在再讓他們寫，我想，大概不會這樣著墨了吧！扯遠了，打住。盡管秦始皇焚書坑儒，因為他統一了中國，還是應該肯定他的。但是，他的焚書坑儒畢竟如阿Q的瘌痢頭，怎么也不能艷若桃花。

　　此外，我提出一個個人見解，就是對歷史偉人不能進行道德評判，亦即道德評判不能改變偉人的歷史地位。在常人看來的十分重要的如男女生活作風問題，或者真誠虛偽問題，對于歷史偉人來說，都不成其為問題。因為有很多問題，不能證實。即或證實，我看也毫無意義。因為，這些都是小節(jié)。歷史學者評價歷史人物，是看他的大節(jié)，而不是小節(jié)。搜索細節(jié)、小節(jié)，那是小說家的事。

　　第四，雙贏原則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國。在她形成的歷史進程中，在現在疆域的版圖內，曾經多次出現過國中有國的歷史現象。這就是歷史上常說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遼金史專家張博泉教授說：國中有國，族中有族，這是歷史上常見的。[2]他在分析金與宋之間的關系時說：應當承認在中國境內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真族是中國民族的一個成員，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政權，而且構成歷史發(fā)展中的一個重要朝代。這是分析金、宋戰(zhàn)和史所必須肯定的一個前提。這就是說，不能用中國民族的主體漢族來代替整個中國民族這個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視為中國民族以外的外來入侵的民族，不能把金政權視為獨立于中國之外的外國，女真是中國民族中的民族，金朝是中國之中的國。這個觀點是很有說服力的。我完全贊同這個觀點。

　　由此，便引出兩個觀點。一是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當時兩國之戰(zhàn)。國中之國的戰(zhàn)爭，也不是全無正義非正義可言。依據張博泉教授的觀點，金、宋之戰(zhàn)應劃分為三個階段，而第一階段就是金侵宋的掠奪戰(zhàn)爭，宋則是反掠奪的正義戰(zhàn)爭。但我認為，既然是一國之內的民族戰(zhàn)爭，大多不好提正義與否。因為民族之間的融合，就包括粗魯野蠻的殺伐。這里有以強凌弱，以大壓小，以眾暴寡，以硬欺軟。不講道理，不講信義。有理的一方，也可能因為無力，而被消滅。開始是十惡不赦的侵略者，隨著全國的統一，這十惡不赦的侵略者又可能變成功莫大焉的統一者。因為他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所以，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當時的戰(zhàn)爭，評價歷史人物亦然。

　　不管以后如何，當時當地歷史人物的表現，應該成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回還。受命燕太子丹刺殺秦王的荊軻，就應該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因為他是為了反抗秦國的侵略的。我們不能因為秦始皇后來統一全國，成了歷史偉人，就把過去凡是反對他的人都說成是反動的。岳飛愛國，秦檜賣國，這都是歷史的鐵案，是翻不得的。洪承疇只能入《貳臣傳》，清朝人撰寫《清史列傳》也是這樣看的。因為他們背叛了明朝。當然，他對清朝統一全國立了功。吳三桂反叛則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入了《逆臣傳》[6]。對這樣復雜的歷史人物的評價就要多費些口舌。

　　二是依據當時的表現，各評各的，也就是雙贏原則。例如，清攝政王多爾袞在南下統一全國時，在攻打揚州之前，曾給明朝兵部尚書史可法去了一封勸降信。勸其交出揚州，就地投降。史可法在威嚇利誘面前，毫不動搖，堅決抵抗。待到清軍包圍揚州后，又五次發(fā)信勸降。史可法將信一一燒掉。后終因寡不敵眾，城破被俘。勸降三日，許以高官后祿，史可法說：我，頭可斷，身不可屈。而英勇就義。像這樣的抗清將領就應該予以肯定。但是，他的對立面，如清攝政王多爾袞也應該予以肯定。學者周遠廉研究員、趙世瑜教授說：[多爾袞]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是滿族歷史上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代表人物之一。多爾袞和史可法在歷史上是對立面，各為其主。多爾袞為清朝統一全國立了大功。而史可法至死不降，表現了可貴的民族氣節(jié)。都應該予以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這就是雙贏原則。這是在中國這樣大國的歷史上有時還存在小國，而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出現的特殊現象。

　　第五，兩點原則

　　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兩點論，不能一點論。如評價曾國藩，就存在這個問題。曾國藩曾經嚴酷鎮(zhèn)壓過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由此，他數十年來一直被定為劊子手、賣國賊、衛(wèi)道士等，成了歷史上反面的典型。但是自90年代以來，人們對他的評價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毛澤東對曾國藩的評價也公諸于世，使世人受到很大的震動。毛澤東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這是1917年毛澤東24歲時在一封信里寫的。

　　馬東玉教授說：毛澤東是對曾國藩評價極高者。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錘煉、治學態(tài)度、生活習慣、文章氣質、鍛煉身體、軍事原則等方面，都曾把曾國藩作為楷模去學習。這雖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的事情，但曾國藩對他諸多方面的影響卻是深刻而長久的。這是個很大的題目，這里不過是舉例而已。他又說：本世紀中期到80年代，大陸是全盤否定曾國藩的，原因是他鎮(zhèn)壓起義，他捍衛(wèi)封建傳統，而當時是全盤否定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如今政治思想解放，人們又在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學問上肯定曾國藩，并形成熱潮。這充分說明，曾國藩是一個影響歷史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