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后，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zhuǎn)折關(guān)頭，發(fā)生了蘇軾烏臺詩案。這案件先由監(jiān)察御史告發(fā)，后在御史臺獄受審。御史臺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diào)任江蘇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后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huán)境使然，總是習慣于在譴詞造句上表現(xiàn)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yǎng)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里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臺里的“新進”們。六月，監(jiān)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蘇軾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技。這里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斗爭激烈，兩派領(lǐng)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后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jié)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后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當于現(xiàn)在的官方報紙，蘇軾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們惱羞成怒，必然對蘇軾進行報復(fù)，同時也是借新法謀私利、打擊異己的一個步驟。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了《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jiān)察御史臺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經(jīng)過四月潛心鉆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漫罵，而無復(fù)人臣之節(jié)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fā)錢(指青苗錢)以本業(yè)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yīng)教斥鹵(鹽堿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yīng)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但經(jīng)斷章取義后，句句上綱上線。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后腳殺到，他們歷數(shù)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于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么應(yīng)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shù)，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于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quán)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后，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yù)執(zhí)法，職在糾*，罪有不容，豈敢茍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這位李定正是當年因隱瞞父喪而被司馬光稱為“禽獸不如”的家伙，蘇軾也譏他“不孝”。雖然群小都要蘇軾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殺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蘇軾在進京途中關(guān)入監(jiān)獄過夜。

　　此時，蘇軾的一個好友王詵，是他印了蘇軾的詩集，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派人去給南部的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fā)，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消息，立即請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職。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么事發(fā)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躲避朝廷使者也無濟于事，最好還是依禮迎接他，應(yīng)當以正式官階出現(xiàn)。于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官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嚴重。”命士兵打開公文一看，原來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蘇軾的太守官位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啟程。蘇軾歸看家人時，全家大哭。蘇軾笑著說了一個故事安慰他們：

　　“宋真宗時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間訪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薦楊樸出來。楊樸實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護衛(wèi)之下啟程前往京師，晉見皇帝�；实蹎柕溃�‘我聽說你會作詩?’楊樸答道：‘臣不會。’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學，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問：‘朋友們送你時，贈給你幾首詩沒有?’楊樸回答道：‘沒有，只有拙荊作了一首。’皇帝又問：‘是什么詩，可以告訴我嗎?’于是楊樸把臨行時太太做的詩念出來：更休落魄貪酒杯，且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家人聽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陳師錫設(shè)酒筵餞別。但老百姓都出來看太守啟程，縣志記載，老百姓都淚如雨下。蘇軾途經(jīng)揚州江面和太湖時，都想跳水自殺。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不然，后人就見不到赤壁懷古和赤壁賦了。家里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臺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文件。后來蘇軾發(fā)現(xiàn)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jiān)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蘇軾先報上年齡，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敘歷任的官職和有他推薦為官的人。他說，自為官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依次是任鳳祥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銅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nèi)，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最初，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里“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與時事無關(guān)。

　　到二十二日，御史臺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東海東海若知明主意，應(yīng)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蛋定的調(diào)子，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于《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臺已從四面八方抄獲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實為司馬光重登相位大造輿論。御史臺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此詩云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zhí)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任執(zhí)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又言光卻喑啞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雖然“罪名成立”，但當時新法已廢，憑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臺又找。找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后者寄贈好友王詵。

　　《和韻》詩云：“嘉谷臥風雨，莨莠等我場。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蘇軾自己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詩經(jīng))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蘇詩巧用“悄悄”、“慍”等詞，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釋，還沒多少人知其中奧妙。

　　《湯村》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nóng)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nóng)田未了，有妨農(nóng)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shù)里”不宜開河，“非農(nóng)事而役農(nóng)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人指控之下，仗義直言也是罪行。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為轟動朝野的新聞，舒蛋等人趁機落井下石，慫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檢舉蘇軾的《王復(fù)秀才所居雙(木會)》詩。詩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圭誣告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靜地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木會)，何預(yù)朕事?”不久，獄吏問蘇軾詠(木會)一事，蘇軾巧妙答道：“王安石詩‘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會心而笑，那些自稱擁護王安石變法的人，連王安石說國“蟠龍”也忘記了。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十分牽強，剛才的詠(木會)詩就是一例。還有《杞菊賦》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jīng)新義》里對經(jīng)書的注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huán)呻吟”，又說，“救荒無術(shù)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征，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尸、女尸、嬰尸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wù)���，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wù)�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蟲”)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zhèn)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詩里把當權(quán)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詩經(jīng)“俱曰予圣，誰識鳥之雌雄”，等于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后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quán)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會激怒御史臺群小，加上他們本就是來迫害蘇軾的，所以后者的獄中日子不會好過。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凄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辱罵。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jié)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那次是兒子蘇邁要離開京城去別處借錢，把送飯的事交給朋友，但是忘了告訴朋友父子之間有約定：送飯只送蔬菜和肉食，若聽到壞消息，才送魚去。巧的是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魚。蘇軾大驚，就給弟弟寫了兩首訣別詩。

　　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shù)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zhèn)、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蛋、王圭等欲置蘇軾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yù)：“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蘇軾未判重罪，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沒，否則，中國會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詞人、詩人、畫家、書法家于一身的藝術(shù)天才。

　　但是，御史臺的人也在瘋狂行動，他們準備把新法反對派一網(wǎng)打盡。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國喪時不赦免涉案人員，舒蛋更狠，他奏請將司馬光、范鎮(zhèn)、張方平、李常和蘇軾另外五個朋友一律處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諭下發(fā)，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qū)，并無權(quán)簽署公文。這樣的結(jié)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diào)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fā)配西北。第三個是子由，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愿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并沒有收到什么嚴重的毀謗詩，但由于家庭連帶關(guān)系，仍遭受降職處分，調(diào)到高安，任筠州酒監(jiān)。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zhèn)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