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強教授在中國海洋大學的講演（節(jié)選）

    在安徒生誕辰200周年之際，對安徒生最好的紀念，應該是在思想文化的層面，繼承安徒生童話的神髓，沿著當年安徒生思考的方向，對當前中國的童年狀態(tài)進行深入的反思。

    我認為，對安徒生的中國受眾而言，今天需要對安徒生進行“再發(fā)現(xiàn)”。安徒生是一位冰山型的作家，其作品深處，蘊涵著他對人性和人生問題深邃而獨到的思想。安徒生既屬于孩子，也屬于成人。不論是對個體生命的各階段，還是對群體社會的各時代，安徒生可以常讀常新。

    撰寫《歐洲意識的危機》的波爾·阿扎爾曾在其兒童文學理論的經典著作《書·兒童·成人》中說，兒童書籍就像一個個翻山越海去尋求異國友情的使者，最終締結起了一個兒童的世界聯(lián)邦。丹麥作家安徒生就是其中最偉大的一個使者。他走遍了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對于那里的兒童來說，安徒生的到來，就成為一個盛大的節(jié)日。安徒生改變了全世界兒童的命運。他像阿拉丁一樣，手舉著神燈，讓每一個讀到他的童話的兒童夢想成真。

    今年4月2日，是安徒生誕辰200周年紀念日，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以各種形式紀念這位偉大的童話詩人。這顯示出安徒生童話至今依然是人類取之不盡的寶貴精神資源。作為兒童文學研究者，我想從思想文化這一視角，思考安徒生在中國百年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意義和價值。

    一、安徒生的發(fā)現(xiàn)

    安徒生一到中國，就得到了隆重的禮遇。中國思想文化先驅者們對安徒生的發(fā)現(xiàn)，是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安徒生童話對于新文學、新文化的重大意義和價值。

    現(xiàn)代社會的標志之一，是“兒童”的發(fā)現(xiàn)。“兒童”是一個歷史的概念。自古以來，就有生物意義上的兒童，但是，他們卻并不一定被作為“兒童”來看待。在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說中，兒童乃不祥之物。在現(xiàn)代社會之前，即使成人社會跳出陰陽五行說的怪圈來看待兒童，也基本上是如周作人所說，“不是將他看作縮小的成人，拿‘圣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甚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

    在西方，真正發(fā)現(xiàn)兒童的，是法國思想家盧梭。盧梭于1762年出版的著名教育著作《愛彌爾》，堪稱兒童的福音書。這部人類思想史上的劃時代著作，為童年概念的革命提供了兩大貢獻。第一，盧梭明確指出，兒童是與成人完全不同的獨自存在。兒童時代決不只是成人的預備，而是具有自身的價值。兒童代表著人的潛力的最完美的形式。第二，盧梭提出了自然人的教育思想。《愛彌爾》開篇即說：“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們手里，就全變壞了……”盧梭以此開始了對將作為自然人的兒童異化成理性的人的社會和文明的批判。

    勃蘭兌斯說：“安徒生是丹麥發(fā)現(xiàn)兒童的人。”安徒生在他的自傳中也曾說過：“我的童話故事剛剛出現(xiàn)時，人們并不歡迎，只是到了后來，才得到應有的承認。……人們認為這樣的作品沒有價值；事實上，我在前面也提到過，人們甚至對此表示遺憾，認為我剛剛在《即興詩人》中邁出了可喜的一步，現(xiàn)在不該又退回原位，寫出像童話故事這樣幼稚的作品。”安徒生不久就以他的童話改變了丹麥落后的成人本位的兒童觀——人們終于知道：兒童是與成人不同的人，有著特殊的文學需求；給兒童的文學（童話）并不是幼稚的作品。

    相比之下，在中國，兒童的發(fā)現(xiàn)則又要晚得多。而中國的兒童的發(fā)現(xiàn)又是與對安徒生的發(fā)現(xiàn)聯(lián)系在一起的。讓我們沿著歷史的河流，上溯至安徒生在中國的最早的泊靠岸。

    據(jù)胡從經的介紹，最早將安徒生作品翻譯介紹到中國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驍將劉半農。他在1914年7月1日出版的《中華小說界》第七期上翻譯了“滑稽小說”《洋迷小影》（即《皇帝的新裝》）。不過，單純從介紹作品來認定，似乎也可以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周作人視為翻譯安徒生的第一人。因為，較劉半農提前一年，周作人在《若社叢刊》第1期（1913年12月）上發(fā)表了《丹麥詩人安兌爾然傳》一文，文中將《沒有畫的畫冊》中的“第十四夜”翻譯了出來，是以特殊的形式翻譯介紹了安徒生的作品。

    正如鄭振鐸所言，“使安徒生被中國人清楚的認識的是周作人先生”。周作人雖然早在1913年就發(fā)表了上述介紹、研究安徒生的文章，但是，以《若社叢刊》這樣的小雜志，不可能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當時也沒有形成接受安徒生的土壤。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社會變革需要新思想，《新青年》應運而生。這時，周作人于1918年譯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上的《賣火柴的女兒》才為大家所特別注意。周作人還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上（1918年），發(fā)表了《隨感錄二十四》（即《安德森的十之九》），批判陳家麟、陳大鐙的譯本《十之九》在翻譯安徒生童話時，“用古文來講大道理”。另外，在群益書局于1920年重印《域外小說集》時，周作人加譯了《皇帝之新衣》，并寫了作家介紹。此后，安徒生為人們廣泛注意，被翻譯的作品漸成規(guī)模。

    據(jù)趙景深的資料整理，至1922年3月，安徒生的童話中譯至少有28種（含篇）；據(jù)鄭振鐸的資料整理，至1925年8月，安徒生的童話至少已經有43種（含篇）被譯介過來。

    不僅是童話作品的翻譯，而且，撰寫文章對安徒生進行研究的人也為數(shù)不少。主要人物就有周作人、孫毓修、鄭振鐸、趙景深、顧均正、沈澤民、焦菊隱、徐調孚等。

    至20世紀20年代的中期，中國確實出現(xiàn)了一場譯介安徒生童話熱。還有一件事也很有說服力。那就是在安徒生誕辰120周年的1925年，文學研究會的機關雜志《小說月報》以該刊第十六卷第八期和第九期出了“安徒生專號”（上、下）。對于熱衷于“兒童文學運動”的文學研究會而言，重視安徒生這位童話大師，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以兩期雜志來做專號，就應該還有時代的風潮在其中推波助瀾了。

    看到以上在譯介安徒生童話中發(fā)揮作用的這些人物的名字，大家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那就是，安徒生一到中國，就得到了隆重的禮遇。中國思想文化先驅者們對安徒生的發(fā)現(xiàn)，是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安徒生童話對于新文學、新文化的重大意義和價值。

    二、兒童的發(fā)現(xiàn)

    安徒生童話走進中國，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這近百年的歷史，也是中國兒童文學誕生和在起落消長中發(fā)展的歷史。經過“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中的精英思想、知識階層的啟蒙，以及后來長期不斷的研究、翻譯，特別是教科書的傳播，如今在中國，安徒生和他的作品應該是家喻戶曉了。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兒童文學是“五四”新文學的有機而重要的組成部分。缺失兒童文學視野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所看到的新文學景觀必然是不完整的。比如，在周作人這里，其新文學理念的宣言性文章《人的文學》，就明確指出了“要發(fā)見‘人’，去‘辟人荒’”。在他看來，首先要解放“人”，繼而解放“女子小兒”，從而達到“思想革命”的目的。

    在周作人建設新文學思想和理念時，“兒童”成為他的重要資源和有效方法。“兒童的發(fā)現(xiàn)”是新文學、新文化的必經之路。他的“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收獲之一。遺憾的是，對“兒童”十分忽視的中國思想界，并沒有對周作人的這一貢獻給予應有的注意和重視。

    安徒生走進周作人的視野，并非偶然。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魯迅與安徒生——兒童的發(fā)現(xiàn)及其思想史的意義》一文中，將“安徒生的發(fā)現(xiàn)”與“兒童的發(fā)現(xiàn)”視為同質，令人贊同。對現(xiàn)代化屬于“外源型”國家的中國，“兒童的發(fā)現(xiàn)”同樣也是“外源型”的。周作人就如實交代過自己對安徒生童話的認識、理解過程：“我們初讀外國文時，大抵先遇見Grimm兄弟同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話。當時覺得這幼稚荒唐的故事，沒甚趣味；不過怕自己見識不夠，不敢菲薄，卻究竟不曉得他好處在哪里。后來涉獵Folk－lore一類的書，才知道Grimm童話集的價值：他們兄弟是學者，采錄民間傳說，毫無增減，可以供學術上的研究。至于Andersen的價值，到見了諾威Boyesen丹麥Brandes英國Gosse諸家評傳，方才明白：他是個詩人，又是個老孩子（即Henry James所說Perpetualboy），所以他能用詩人的觀察，小兒的言語，寫出原人——文明國的小人，便是系統(tǒng)發(fā)生上的小野蠻——的思想。”安徒生的發(fā)現(xiàn)，是周作人達到兒童的發(fā)現(xiàn)的路徑之一，而這一路徑，周作人是通過西方的啟蒙而尋找到的。

    安徒生的童話是如何被“五四”新文學的作家們轉化為新文學的思想和藝術的資源的呢？這個問題依然可以在周作人身上看得很清楚。

    文學是不講教訓的，這是周作人“五四”前的文學主張。在安徒生的接受問題上，周作人敏銳地發(fā)現(xiàn)教訓主義的文學觀，并加以抵制。1918年1月，中華書局出版了由陳家麟、陳大鐙翻譯的安徒生童話集，中譯名為《十之九》。周作人讀后，馬上在《新青年》發(fā)表《隨感錄二十四》，一一列舉譯者以教訓兒童的目的對原作進行的篡改，批判其“全是用古文來講大道理”。

    周作人還特別重視安徒生童話的文體意義和價值。他稱贊“安兌爾然老而猶童，故能體物寫意，得天然之妙”。他肯定“其詞句簡易如小兒”的安徒生童話為“純粹藝術”。在《隨感錄二十四》中，周作人指出：“這用‘說話一樣的’言語著書，就是他第一特色。”批評《十之九》的譯者將原作“一個兵沿大路走來——一，二！一，二！”的“小兒的言語”，譯成“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經過。步法整齊”這種“大家的古文”。在新文學倡導白話文的語言革命中，這種對“說話一樣的”安徒生的文體的衛(wèi)護和張揚，具有十分特別的意味。

    安徒生童話同時也在催生中國的作為獨立文學樣式的兒童文學上功績卓著。它既幫助中國兒童文學的啟蒙者們比如周作人、魯迅、葉圣陶、鄭振鐸、趙景深等開啟了眼界，建立了對兒童文學的自信和自尊，也為后來的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藝術的范本。

    安徒生童話走進中國，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這近百年的歷史，也是中國兒童文學誕生和在起落消長中發(fā)展的歷史。經過“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中的精英思想、知識階層的啟蒙，以及后來長期不斷的研究、翻譯，特別是教科書的傳播，如今在中國，安徒生和他的作品應該是家喻戶曉了。

    三、安徒生的“再發(fā)現(xiàn)”與童年生態(tài)的守護

    由于社會、學校、家庭中普遍奉行的功利主義（包括科學至上主義、知識至上主義、物質至上主義），孩子們的生命的藍天，卻竟然被幾本教科書給遮黑了，“兒童”幾乎沒有成為當代思想文化界的精神資源。

    在安徒生誕辰200周年之際，對安徒生最好的紀念，應該是在思想文化的層面，繼承安徒生童話的神髓，沿著當年安徒生思考的方向，對當前中國的童年狀態(tài)進行深入的反思。

    我認為，對安徒生的中國受眾而言，今天需要對安徒生進行“再發(fā)現(xiàn)”。安徒生是一位冰山型的作家，其作品深處，蘊涵著他對人性和人生問題深邃而獨到的思想。安徒生既屬于孩子，也屬于成人。不論是對個體生命的各階段，還是對群體社會的各時代，安徒生可以常讀常新。

    說到今天這個時代，我在《童年的諾亞方舟誰來負責打造——對童年生態(tài)危機的思考》一文中曾說：“我們的被物質主義、功利主義迷霧遮住雙眼的文化大船出現(xiàn)了生命‘存在’的精神迷失，它正在現(xiàn)代的核動力的推動下，迅速地遠離荷爾德林所吟詠的可以‘詩意地棲居’的‘大地’。作為歷史概念而始終被成人社會假設的兒童和童年，處在今天的依然是成人本位的社會之中，更是命中注定地被這條精神迷失的快船拖向了危機四伏的海域。”

    從兒童文化以及童年生態(tài)的層面和角度看，中國社會正在為發(fā)展付出沉重的代價——以童年生態(tài)的被破壞作為犧牲。一個孩子，一個生氣勃勃的生命，來到這個世界，本來是為了享受自由、快樂的生命，體驗豐富多彩的生活，但是，由于社會、學校、家庭中普遍奉行的功利主義（包括科學至上主義、知識至上主義、物質至上主義），孩子們的生命的藍天，卻竟然被幾本教科書給遮黑了。不是為了“存在”而學習，而是為了學習而“活著”，學習不是為了給生命帶來精神充實和快樂，而是將生命變成了學習的機器，這難道不是生態(tài)遭到破壞的童年的生存狀態(tài)嗎？

    不能不遺憾地說，“兒童”幾乎沒有成為當代思想文化界的精神資源，而且，今天的思想界面對童年生態(tài)面臨的危機，既遲鈍、麻木，又缺乏責任感。我們經常能夠聽到：有的教育專家甚至會說，對兒童來說，讀儒家經典比唱頌兒歌更能變得優(yōu)秀，因為“小耗子，上燈臺”一類兒歌里什么價值都沒有；有的被人褒義地稱為“思想的狂徒”的學者會武斷地把由于成人社會的責任所造成的兒童的厭學、離家出走、沉溺網吧甚至犯罪等兒童問題，反過來歸咎為是孩子自身本能欲望的膨脹而導致的道德淪喪造成的，進而反對“解放孩子”、“尊重孩子”，說“這種說法雖然表面上沒錯，卻非常不明事理”；也有的學者，采取文學和教育二元論的立場，一方面主張兒童文學的獨特價值，另一方面卻對強制的學校和家庭教育大開綠燈；還有的學者，用自己童年時代物質匱乏的痛苦來遮蔽、否定今天的孩子精神上無路、彷徨的更深重的痛苦。

    四、安徒生的當下意義

    如果我們要對童年負責的話，就要抵抗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對童年生態(tài)的破壞，就要建立以童年為本位的童年生態(tài)學，倡導整體論的生態(tài)人生觀。毫無疑問，在這一“兒童的再發(fā)現(xiàn)”的過程中，安徒生童話就是一種方法和哲學。

    在這樣一個童年生態(tài)被破壞的時代，“安徒生的再發(fā)現(xiàn)”就變得尤為有意義。那么，安徒生在中國當下的特殊意義是什么呢？

    勃蘭兌斯在他那篇著名的《童話詩人安徒生》的論文中，這樣闡釋了安徒生成為天才的社會條件：“對孩子的同情不過是十九世紀對一切純真事物表示同情的一種現(xiàn)象。……在社會上，在科學、詩和藝術中大自然和孩子已經變成崇敬的對象。”安徒生顯然與浪漫派詩人的傳統(tǒng)一脈相承。安徒生的價值就在于勃蘭兌斯所說的“舉世公認的”“童心”。這樣的童心使“安徒生看待生活的方式有一個最明顯的特點——任心靈的支配，這種特點是真正的丹麥式的。這個思考方法本身充滿感情，所以，它抓住每一個機會來贊頌情感的美和重要性。它超越意志（亞麻的命運在全部的生活過程中都來自于外界），與純粹理性批判進行抗爭，像是與某種頑固的東西對抗——魔鬼的邪惡、巫師的妖鏡，它以其最令人稱道而又詼諧的旁敲側擊（如《鐘聲》、《天上落下的一片葉子》）取代了自以為是的科學……”

    安徒生是社會與人性的洞察者，是為人類社會忽略、忘卻“自然”這一傾向擔憂的思想者。也正如班馬所指出的：“安徒生童話的根本精神是傳遞了一種‘自然人’而非‘社會人’的情感；也體現(xiàn)出了一種‘審美’而非‘實利’的注意力。無疑，它是‘夢境’而非‘紀實’。它是‘原生性’的而非‘異化’。”

    如果我們要對童年負責的話，就要抵抗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對童年生態(tài)的破壞，就要建立以童年為本位的童年生態(tài)學，倡導整體論的生態(tài)人生觀。毫無疑問，在這一“兒童的再發(fā)現(xiàn)”的過程中，安徒生童話就是一種方法和哲學。

    講演者小傳

    朱自強

    中國海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曾是日本、中國大陸和臺灣多所大學的訪問學者或兼職教授。主要從事兒童文學、兒童文化、語文教育研究。出版《兒童文學的本質》、《中國兒童文學與現(xiàn)代化進程》、《小學語文文學教育》、《中國兒童文學五人談》等多部學術著作；用中文、日文發(fā)表論文、評論一百多篇；出版譯著六種；主編多種大型兒童文學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