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中國小說史略》

　　1920年，魯迅應北京大學的邀請，在這里開設中國小說史課程；稍后又在北京師范大學開同樣的課；魯迅在講稿的基礎上反復增改，完成了具有開山意義的專著《中國小說史略》。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魯迅一舉奠定這門學科的基礎�！吨袊�小說史略》上起遠古神話，下迄清末譴責小說以至黑幕小說，網羅古今，氣吞全牛；全書資料豐富，因為有他本人輯錄的《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等資料長編作為基礎，所以不僅非常扎實，而且多有新意。

　　魯迅的小說觀念是嶄新的，又充分顧及中國小說的歷史傳統(tǒng)，而他的研究方法則是綜合的。《中國小說史略》以中國固有的目錄學原則來結構全書，輯軼、�？焙涂甲C辨?zhèn)蔚墓Ψ�，在本書中也多有杰出的表現(xiàn)。在運用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以外，魯迅又大量采用新的方法,其中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得出了一系列深刻的結論，最為引人注目。例如魯迅指出，《世說新語》那種記錄名人言談的作品產生于南朝宋，一大原因即在于中古時代言談風度可以成為進身之階。關于宋傳奇的成就遠遠不如唐傳奇，魯迅提出過三條社會學的分析，至今常為學界稱引。《金瓶梅》一書中有不少色情描寫，本書指出其背景在于當時皇帝荒淫，方士得勢，“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為恥，風氣既變，并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中國古代長期是一個超穩(wěn)定的以官僚政治為基石的封建社會，官之所在，趨之若鶩，科舉興而八股盛，方士用而淫風熾，理有固然，勢所必至。

　　魯迅還運用心理學的方法，注意研究“文心”，探索文藝內部規(guī)律。例如中國上古神話不那么繁榮，流傳下來的僅存零星，魯迅認為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的傳統(tǒng)是“天神地祗人鬼，古者雖若有辨，而人鬼亦得為神祗，人神淆雜，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原始信仰存則類于傳說之言日出而不已，而舊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無光焰也。”

　　《中國小說史略》還大量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在影響研究方面他不但注意中國小說如何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也關注中國小說對域外的影響，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結論，給予后來的研究者深刻的啟迪。比較的方法不僅可以跨語言跨文化進行，也可以在本國文學范圍之內進行；這里也可以分為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兩種模式。他指出孫悟空與無支祁的淵源關系，即屬影響研究；而唐人沈既濟的《枕中記》，“雖詭幻動人，而并非出于獨創(chuàng)，干寶《搜神記》有焦湖廟祝以玉枕使楊林入夢事，大旨悉同，當即此篇之本，明人湯顯祖之《邯鄲記》，則又本之此篇。”前后影響的線索相當分明。平行比較視野更為開闊，通過這種比較可以更深刻地看出相關作品的個性與共性，從而更準確地確定它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

　　事實上魯迅本人對中國小說史的觀察也是通過比較的研究而逐步深入的。在講義的初稿《小說史大略》中，魯迅對《儒林外史》并沒有給予很多注意，僅僅作為《官場現(xiàn)形記》、《廿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一類作品的前奏來敘述；后來魯迅重新研究這一問題，通過深入的比較，才發(fā)現(xiàn)《儒林外史》乃是優(yōu)秀的諷刺小說，而清末的《官場現(xiàn)形記》等等，則應稱為“譴責小說”，前者“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諧，婉而多諷”；而后者“揭發(fā)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命意太明顯，文筆太直露，一味迎合讀者，藝術上就不容易成功。

　　正因為研究方法是科學的豐富多彩的，所以魯迅研究中國小說史得出的結論，無論是史料辨析方面的，作品評論方面的，小說流派方面的，時代概貌方面的，發(fā)展規(guī)律方面的，都帶有明顯的經典性。盡管今天對小說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出了當時，但魯迅的許多基本觀點仍然立于不敗之地，時時為學者們所稱引——這就是經典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