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周恩來

　　上海特科中僅次于周恩來的二號人物、“特務大師”顧順章

　　1931年4月，發(fā)生了顧順章被捕叛變的事件。這一事件嚴重地威脅著黨在上海領導機關的安全。由于周恩來堅決果斷的處置，使我黨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

　　1931年3月，陳昌浩和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qū)紅軍去工作的時候，顧順章由上海經(jīng)武漢護送他們前往。顧順章從鄂豫皖回到武漢時，在漢口離大智門車站不遠法租界的德明飯店住下，用“化廣奇”的藝名，到新市場游藝場公開表演魔術。

　　這個時候，武漢有個叫王竹樵的叛徒，叛變后特務機關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須找到共產(chǎn)黨員。他像一條瘋狗，伸長鼻子到處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漢紗廠工人，曾經(jīng)參加過工人武裝糾察隊，和顧順章相識。眼看限期將到，王竹樵正愁無法交賬，來到江岸徘徊。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剛過，顧順章適由武昌乘渡輪回到漢口，下船剛到江漢關門口，剛好被這個叛徒撞見。王竹樵暗中跟蹤盯梢，一直盯到顧順章的住處，馬上報告特務機關，將顧順章逮捕。

　　顧順章被捕后，當天就叛變。顧順章長期負責黨中央機關的保衛(wèi)工作，了解黨的機密，對黨的秘密工作情況十分熟悉，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機關，領導人的住處都了如指掌，他的叛變給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這個可恥的叛徒也認為，他知道黨的許多重要機密，知道蔣介石身邊有錢壯飛同志在那里為黨工作，以此作為出賣靈魂的資本，可以向蔣介石請賞。因此一被敵人抓住，他就要求將他立即解往南京，說有特別緊急的機密情報當面向蔣介石報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發(fā)電報。但是，武漢的特務機關和國民黨官僚急于搶功，根本不買叛徒的賬，沒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給蔣介石發(fā)了電報。顧順章被捕后要求見武漢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黨在武漢的組織供了出來。當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務機關已經(jīng)給陳立夫、徐恩曾打電報的時候，急得頓足驚叫：“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來了!”敵人問：為什么?他回答說：共產(chǎn)黨有人在蔣介石那里當機要秘書。顧順章叛變這天，何成浚和武漢特務機關立即將情況向南京報告，電報到達南京時，已是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這一夜，錢壯飛一直坐在南京中山東路五號徐恩曾的特務機關“大本營”里，接連收到了從武漢來的六封“十萬火急”絕密電報，電報上都寫著“徐恩曾親譯” 的字樣。錢壯飛想：是什么事情這樣急呢?這時候，他手里已經(jīng)有了徐恩曾和國民黨高級官員通報用的密碼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電報譯出來。這才知道是顧順章被捕叛變，要和敵人勾結起來破壞我們上海整個黨中央機關。情況萬分緊急，錢壯飛的心情也很緊張。但他非常沉著，仔細地看了電報的內(nèi)容，記下電文，就把原電封好，考慮如何應付這個千鈞一發(fā)的局面。經(jīng)過周密思考，錢壯飛決定先派他的女婿劉杞夫連夜坐火車到上海，把這個情報報告李克農(nóng)轉報中央。劉杞夫走以后，他先將銀錢賬目清理好，放在錢柜子里。天亮后，還通知“民智通訊社”的一個工作人員趕快逃走。在4月26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無其事地把電報親自交給徐恩曾，隨即乘火車趕去上海。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車，徒步進入市區(qū)。劉杞夫于當天夜里到達上海在一家旅館里找到李克農(nóng)，便把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情況，詳細地向他作了報告。可是這天不是預定碰頭的日子，特科同李克農(nóng)聯(lián)系的人沒有來，但李克農(nóng)以高度負責的精神，設法迅速找到陳賡，陳賡馬上又報告了周恩來。

　　顧順章在被捕前是黨中央委員，又做過特科具體工作的負責人，因此國民黨極為重視，陰謀用顧順章提供的線索對我黨發(fā)動突然襲擊，將我黨地下組織一舉破獲。當時由于顧順章知道中央的機密特別多，知道周恩來和許多中央負責同志的住址，他的叛變對中央機關的威脅危害確實特別嚴重。周恩來得知顧順章叛變的消息，立即向中央報告并采取緊急措施，把警報分送中央各部門。

　　面對著這種形勢險惡、時間緊迫的情況，周恩來受黨的重托，挑起了全面負責處理這一緊急事變的重擔。周恩來以驚人的機智果斷，搶在敵人前面，跟敵人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他和陳云當機立斷，馬上召集有關人員舉行緊急會議，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全力粉碎敵人破壞我黨的罪惡企圖：第一，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做了周密的保衛(wèi)和轉移，把顧順章所能偵察到的或熟識的負責同志的秘書迅速調(diào)用新手;第二，對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干部，盡快地有計劃地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diào)離上海;第三，審慎而又果斷地處理了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關系;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現(xiàn)緊急改變。當天夜里，黨中央和江蘇省委以及共產(chǎn)國際的派駐機關全部都搬了家。同時命令陳賡等同志從各方面進行調(diào)查，以便及時采取措施，準備反擊。這是千鈞一發(fā)的緊急時刻，周恩來臨危不懼，沉著鎮(zhèn)靜，在陳云等同志協(xié)助下，經(jīng)過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的緊張戰(zhàn)斗，終于搶在敵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衛(wèi)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的安全，徹底粉碎了敵人妄圖一網(wǎng)打盡我黨領導同志的大陰謀，使黨避免了一場特別嚴重的大破壞、大災難。

　　周恩來在處理顧順章叛變事件中所表現(xiàn)出的革命膽略，使敵人心驚膽戰(zhàn)。他們因為陰謀的破產(chǎn)而十分惱火，對周恩來恨之入骨，于是將搜捕的最主要目標集中到周恩來身上。1931年9月，國民黨作出“懸賞通緝”周恩來的決定。同年11月又以顧順章的名義在上海各報連日登出懸賞緝拿周恩來的緊急啟事。但敵人卻始終找不到周恩來的蹤跡，他們的反革命計劃又一次成為泡影。敵人便又使出慣用的造謠誣陷伎倆，用“伍豪”的名義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報登出所謂“伍豪等243人脫離**”的假啟事。

　　當敵人在上海各報拋出這個偽造啟事的時候，周恩來已經(jīng)離開了上海兩個多月。他在1931年12月上旬離開上海，經(jīng)廣東汕頭、大埔，福建永定、長汀等地，于12月15日進入中央蘇區(qū)。周恩來雖然已遠離上海，但是，國民黨偽造的啟事登出以后，共產(chǎn)黨立即予以揭穿，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這一斗爭是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進行的。2月20日，在上海散發(fā)了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的傳單，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同時給申報館廣告處送去我黨代寫的《伍豪啟事》來否定那個偽造的啟事。申報館不肯登，幾經(jīng)交涉，才用申報館廣告處名義在報上公開答復：“伍豪先生鑒：承于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xù)不合，致未刊登。申報館廣告處啟。”用當時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開否認的巧妙辦法，寫了一個實際上是辟謠的啟事。這個啟事登在2月22日的《申報》上。

　　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公開報刊以曲折的筆法登出辟謠啟事的同時，共產(chǎn)黨又在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黨報《實報》第11期上，以伍豪的名義，登出了《伍豪啟事》，駁斥了國民黨的種種造謠誹謗。同時還刊登了《國民黨造謠污蔑的又一標本》一文，著重剖析了敵人拋出偽造啟事的政治背景和慣用造謠污蔑的卑鄙手段，指出國民黨企圖以造謠中傷，偽造文件破壞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假借伍豪同志的名義來污蔑伍豪同志，污蔑中國共產(chǎn)黨，但造謠只能證明反動派之無力與破產(chǎn)。在中央蘇區(qū)，毛澤東也于2月下旬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fā)出布告，鄭重宣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chǎn)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fā)表那個啟事里的荒謬反動的言論。”

　　為了向廣大人民群眾公開地揭穿敵人對周恩來和共產(chǎn)黨的造謠污蔑，中共中央又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即約請律師代登啟事，進行辟謠。在當時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的情況下，中國律師是難以承辦這件事的。中共中央便通過一定的關系和渠道，找到了當時在上海開戶營業(yè)的法國律師巴和，由他在1932年3月4日的《申報》上，以醒目的大字標題，登出了《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周少山是黨內(nèi)熟知的周恩來同志的別名。啟事說：“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茲據(jù)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啟事一則，辱勞國內(nèi)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二百四十三人同時脫離**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易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并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jù)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這個啟事，在措詞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法律，又澄清事實真相，狠狠地打擊了敵人，這是共產(chǎn)黨進行合法斗爭的一次重大勝利。至此國民黨特務偽造伍豪啟事的陰謀徹底破產(chǎn)。